读《国家的视角》后
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James C.Scott的《国家的视角》一书，曾在十多年前被同事、同仁屡屡提起，彼时我还是一个NGO（公益组织）的一名专职员工，然而直到如今我才把这本书读完。读完之后，也刚好应了那句话：知识与实践刚好相结合起来。作为曾经在NGO工作过的人，对本书中所提到的许多事实都感同身受。也终于明白当初这本书为什么会被大家推崇：如果你有志于发展工作，或者是倾向于从事NGO，那这本书能让你在思维方式上有所收益。
如果只是想拓宽一下思维领域，或者改进一下思维方式，也不妨一读。
全书有460页，读起来非常厚实，部分地方非常有意思，但也有过于繁琐的弊端。作者从国家的林业规划、城市规划、农业规划以及人口规划来切入，来说明国家机器为什么热衷于简单化管理，然而正是这简单化，加上人类极端自信的“现代化”，上述各种规划所形成的社会工程给当地居民、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便。
而这些社会工程原本应该是善意的、要改善人类状况的。为什么它们会失败了？在给出答案之前，应该先理解/考察国家权力对社会和自然管理的原则终归是：简单化、清晰化，使得收税、征兵、反对暴力这些行为更简便。国家权力意图能控制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国家权力通过各种规划，用上述原则来管理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善意来揣测这些规划与项目），灾难就产生了。
作者给出了四个因素以供参考：
- 国家机器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努力；
- 极端现代化意识的应用：在规划者看来，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组织的城市/村庄应该是能从几何学上计算出来的，这些城市和村庄符合集权化美学要求；
- 独裁主义国家有极强的执行力，能让上述规划称为现实；（举例：巴西利亚和苏联集体化农场）
- 软弱的公民社会无法抵抗上述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给出上述结论的背后，作者似乎并没有着墨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些规划是失败的原因在于，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具备比这些政策规划更复杂、更丰富多彩的可能性、多样性。而追求简单化的国家权力，是无法通过规划来应许这些可能性和多样性的。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就是在自然环境中，生物的繁衍、发育、成长都是彼此相关。生物物种越复杂，则其脆弱性越小，整个生物/自然环境就越持久。反之亦成立。
在林业和农业的例子中，生物的多样性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举德国队林业为例子，当一片土地最早开始种植单一品种的树木时，尽管在开始几年内长得非常好，但是之后几年开始出现“森林死亡”现象。而这个做法的后果，在日本则体现为另一种方式：二战后日本因为雪松生长迅速并且具有商业价值，而大片地单一种植雪松，这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降低了地下水位，由于阳光很难穿透这些雪松，严重影响原有森林的动物群体。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因为雪松等季节性花粉而深受其害。
不管是出于集权的强迫症几何美学，还是出于对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林业规划中的单一种植破坏了原有森林及其周围环境的生物多样性，那些包括“土壤的恢复、营养的摄取，以及真菌、昆虫、哺乳动物、植物之间的共生关系”等极其复杂的过程被迫中断。
在农业种植过程中，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的种植的目标，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并追求单一种植的极致。这些都与生物多样性相违背。与生物多样性相违背的结局当然不言自明：必须受到惩罚。
惩罚就是：土壤的土质结构（及其中所包含的各类真菌等）被破坏、（大面积单一种植带来）大量的害虫、杀虫剂和农药的应用导致化学制剂进入人体和各类生物（如DDT）、害虫产生抗毒性……
在可持续的农田种植中，西非农民采取一种被证明是更高效率的轮耕：临时开荒、农田与灌木丛的轮流休耕等。
在牧场的生物多样性实验中，作者转引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明尼苏达大学的生态学家在147块土地上进行了随机实验，物种越多，植物生物量就越大，在增长过程中吸收的氮肥就越多。物种越少，生长得越稀疏，氮肥流失越多。结论就是，越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的生产和恢复能力越强。
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人类的多样性需求
在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论述中，作者重点地引用了 Jane Jacobs 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论点来针对了那些城市规划者们的失败。
人类社会虽然只有单一物种（人类），但是人类的性格、需求、基因、禀赋等各不相同，又幻变出千万种不同的可能性，这千万种可能性又产生了千万种不同的需求。所以当巴西利亚（巴西首府）和昌迪加尔（印度城市）的城市规划者企图把城市区域安装功能和几何学进行划分时，居住其中的人类就极其难以适应并产生了反抗。
在巴西利亚，75%以上的居民没有按照城市规划的那样进行定居，在昌迪加尔，为官员们建造的广场和宽阔水泥路面上，空空荡荡，没多少人。而同样地，在其外围和边远地区出现了“另一个未经规划的城市，与中心地区的严格秩序完全不同”。
关于城市的规划，基于人类的多样需求，作者倾向于城市的街道能具备交叉、复杂的功能。这些功能不单回应人类需求，同样能构建一个安全的街区。作者转引了一个Jacobs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一个老人想要哄骗一个小女孩跟他走。Jacobs从她二楼的窗子中看到这件事，正在犹豫是否要介入的时候，屠夫的妻子已经出现在人行道上，此外还有食品店的老板、酒吧的两个顾客、水果小贩和洗衣店工，还有许多人从房子的窗户中看到了，他们随时准备挫败可能出现的诱拐。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当Jacobs或她丈夫不在家，但又有朋友要用他们的住房时，他们就将钥匙留在食品店老板那里。食品店老板有一个专门的抽屉是放这些留给朋友们的钥匙。她注意到，在每一个混合功能的街道上，都有一个人扮演类似的角色。这些服务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是好朋友，而是类似一种街坊间的“街头协议”。
这种混合用途的街区，混杂了居住地、商业区和工作区，让邻里更有趣、更方便、更惬意，使得维持公共秩序的，不单单只有警察——因此更安全。
这些完全是那些追求单一功能用途的街区的城市规划者不能体会的。
对于NGO的启示
大多数时候，NGO都是作为外来者参与到当地的发展中去的，某种程度上，其角色有些类似于上述所提及的各种规划者：城市规划者、林业与农业规划者。尽管如此，NGO的机动性又在于开放的学习心态和决策周期短，因此不会陷入上述泥潭。但依然有以下启示可供参考。
1）社区是动态变化的
在进入社区时，我们会借助很多工具（如农事历、地图、访谈）来理解社区的过去、现在和人们期待中的未来。虽然这些纸面的事实接近于一定程度的真实，但要注意的是：
- 它们可能只是你所感兴趣的实用主义事实；
- 它们是静态的事实；
- 他们是格式化的事实的集合，而非个人的；
- 是可以用来被集合或用平均值、分布来表现的标准化事实；
- 在收集和 解释时，这些数据的分类存在着虚构和随意的因素。
“档案中小小的错误比没有报告的真实具有更大的、更长期的影响”。
2）尊重并运用当地知识
创新很多时候是基于对现状的了解到。作为外来者，首先应该是对当地的问题与现状进行了解，然后再在当地的知识的基础上需求解决之道。在这里，作者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在我所居住的院子中生长着一棵当地著名的芒果树，每到芒果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许多亲戚和熟人，他们希望得到芒果，更重要的是希望得到一些种子以种植到自己的院子中。在我到来之前不久，果树被大批红蚂蚁侵扰，在成熟之前大部分果实已经被破坏、看起来除了把每一个果子都套上袋子外似乎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有很多次我注意到老家长马塔·伊萨(Mat Isa)将干的尼帕果树叶(nipah palm)带到芒果树树根下，并观察它们。
当我终于问他在做什么的时候，尽管有些犹豫，他还是解释给我听，因为对于他来说，这要比我们一般的闲聊乏味得多。
他知道在院子后面的几窝小黑蚂蚁是大红蚂蚁的天敌，他还知道那些很薄的矛状尼帕果树叶脱落以后就会紧紧地卷成长筒(实际上当地人经常用这个圆筒卷制雪茄)这些树叶筒也是黑蚂蚁蚁后产卵的理想地方。
他将干树叶放到一些特定地方几个星期以后，上面他就有了很多开始孵化的黑蚂蚁卵，然后他将这些有黑蚂蚁的树叶靠在芒果树上，观察接下来为期一个星期的哈米吉多顿(Armawddon)大战（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
许多邻居，尽管其中也不乏怀疑者，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很关注这场蚂蚁战争的结果。尽管黑蚂蚁比红蚂蚁小，还不到红蚂蚁(身量)的一半，但是最终黑蚂蚁的数量超过了红蚂蚁，并占领了芒果树根附近的地面。黑蚂蚁对芒果树的叶子和树上的果实并不感兴趣，所以芒果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让人并不乐观的时，现代化的潮水已席卷大部分社区。你很难找出这样的例子来进行辅证。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当地知识都适用于解决问题现有问题的。这要看你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坚持这个原则。比如你是想要节约成本，那你可以让当地的合作或当地人找出可替代的节约成本的解决方案。
3）多样性与本土化
不管任何社区，多样性不单体现在社区有多元的人存在，还体现在社区有着多远的需求。而且，社区越具有多样性，则这个社区越丰富，就越具备开放、可塑性，也能构成一种能支持人口流动的邻里网络。在城市里，这个邻里网络尤为重要。Jane Jacobs 引用了Stanley Tankel 的话来说明这个重要性：
下一步需要我们的谦虚，因为我们现在是如此倾向于将巨大的建筑项目与巨大的社会成就相混淆。我们必须承认，创建社区超出了任何人都想象范围。我们必须学会珍惜我们的社区，因为它们是很难得到。‘安排建筑，但不要安排人民。’‘不要搬迁邻里。’如果公共住房建筑要流行起来的话，就很需要这些口号。
接着，作者对 Jacobs 话进行总结：
虽然规划者不能创造一个功能社区，功能社区在一定范围内却可以自我改善其条件。在反对规划逻辑的同时，她解释了合理而强有力的邻里在民主环境下如何创造并保持良好的学校、有用的公园、主要的城市服务和得体的住房。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要建设这样的社区，则需要一个（群）熟悉当地社区的人来进行，不管是让人本土化，还是用本土的人，这都是一个最终的解决问题的基础。这样的基础不可或缺。
写在后面：无为而治与野生森林
在看到这本书中描述林业的那一部分时，我常想起家乡的那片小小的森林来。当村庄的中青壮年们都外出打工的情形下，村庄旁边的那一片延绵的小山头再无人打理，也更无人问津。即使问起人来，也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
就在今年年初的春节时，偶然的机会让我再度回到那片小山中。与想象中一样，山的荒草高过头顶。而与想象中不同的是，山上的草木比十年前茂盛了非常多。之前光秃秃的红泥地，现在长满了各种灌木、乔木。从生物学上看，植被非常丰富。从外观上看，这片小山已经俨然长成了一片森林。谁又知道，多少年前，各级官员曾经耗尽多少力气要把它们造成一个单一的松树林。另一方面，在这十年间，村里未发生过任何泥石流、洪水、滑坡的情形。而二十年前，洪水把让大家损失惨重。
也是在这十年间，国家权力似乎无暇顾及山上的树们的命运，除了“谁烧山，谁坐牢”的标语外，也没有制定任何强制性的林业规划（即使有，也无人执行，因为大家打工去了）。山前山后的村民们也忙着南下打工，似乎对山林无暇多顾。
在山丘崩塌之前，人类的无为让山林恢复了它们原本的状态。因为山林本身顺应了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大自然的规律”，在树与泥土、树与树之间、山与树之间、山与山直接，有着彼此相连的联系。
这种联系，因多样而坚固，因单一而脆弱。
人类社会岂非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