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谈境外公益的中国化

7月4日，宋志标先生在其微信公众账号（jiuwenpinglun）有文章《境外公益的中国化》论述，曰境外公益在中国逐渐式微，乃是因中国大陆公益的接班。当然，说道接班，宋先生在后面加了个“困顿”。作为专栏文章，其实宋先生的文章已经说得足够明白——就是说，你已经不能要求更多了。

好了，打圈圈结束，只是想谈一谈上述文中的一些认识，就像打一个手势：请，请慢谈境外公益的中国化。这是作为一个exNGOer的所见所闻而言，一如天下所有ex一样，都可能语带幽怨。

先从社工开刀。现在打开中国发展简报（在中国的NGO应该都知道这个网站），入眼最多的词就是“社工”。“社工组织”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类政府文件：因为政府需要向社会购买服务。这里的被购买的服务，供给方有很大一部分是社工组织。那么且来看看这些服务都是什么？想必没有几个人记得深圳女社工之死吧。这名叫黎燕虹的女社工，且看看她生前是做什么的？

“市、区、街道开展评估，每一级的评估指标不同，同一中心要准备好几套材料，以应付不同的评估。”

除了一系列社工工作，该中心的计生、安全生产、综治维稳、环境双提升等行政工作，由11名社工完成，这导致开展社区服务(个案、小组)的活动经费非常少，服务质量受影响。社工除了周一至周五每晚加班约两个小时，周末加班也成为常态，而文案写作和活动准备时间不算加班。“这些行政工作，并不是社工职业的正常工作。”第三方组织“社工生存关爱小组”工作人员陈安娜称。(一个女社工之殇：一个月加班55个小时)

看看加粗的部分：计生、安全生产、综治维稳、环境双提升，其实可以问问，这是属于正常的社工工作范畴么？真不知道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们，在学校课堂上，可学习过如何“搞计生”工作？当然，我想他们肯定没有学习过这样一个问题：做社工需要一个月加班55个小时（55个小时这算成8小时工作制的话就约等于7天了，活生生把一个月22个工作日做成29个工作日）么？

以上的社工现状，是常常被人称颂的“深圳模式”。看到这里，不禁为徐祥龄先生扼腕。

至于宋先生所言“台湾公益机构行事要比香港的顺畅”（大意如此）的现状，其实只要解读一下政治现状，也不难理解。然若从美国等国家的公益机构“主要选择大型教育机构，或者借助政府体系展开项目计划”这些案例看到“国外公益对大陆草根ngo的扶持力度在下降，体现了这种衰减或者说撤退迹象”就有点觉得作者是有点不明就里了。

为什么美国等对华援助逐年下降？根据我所接触美国对华援助机构的看法，他们认为（这里是间接引用）：中国大陆已经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贫穷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那么，另一层原因是我无法使用春秋笔法带过的：那就是政治原因。逐渐收紧的管制和看起来财大气粗（搜索一下中国援助非洲等国的新闻）的“中国印象”，就不能不让人却步。

没有错，大陆的公益资源在前所未有地增长，但宋先生可能只看到了公益资源在货币价值上的增长，要说人力资源，还真脱不开那些“以资源导向为主的境外公益”的培养。别忘了，在公益出现之前，中国还只有“慈善”二字。在境外公益带来了财力资源的同时，他们或多或少的本地化努力，也给中国大陆公益的人力资源培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不信，大可到现在的一些大中型基金会、机构里去问问、看看，有哪些人是受到过境外公益机构的培养、培训的，至于说合作，就更是多如牛毛。

宋先生欲言又止地说，对境外公益的遏制，其实是有害的，但又不能说得太细。其实你要说中国的公益出师了，那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在中国，当公益还没成为“行业”之前，别跟人提什么出师。

当境外公益机构“被”退出中国，还好尚有他们为中国留下的人力资源。但想起来又觉得寥寥：专业专职的公益人依然不入主流法眼。境外公益机构可以开出高于平均水平的薪资来吸引人才，你们呢？3000/月的社工？还要负责安全生产维稳综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