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先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阅读难度比较大。凭着大学时的经济学基础，囫囵吞枣读完。跟阿马蒂亚森一样，杨小凯成为我最喜爱的经济学家。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一书中，杨小凯通过简单的数学模型，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强调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借为论证的是，分工的发展又借助于交易效率的提升。交易效率的提升，则得益于若干的环境：物理环境以及制度环境。在人类社会里，制度环境的因素正在占据极大比重。
翻译成简单易懂的话就是：利于人类自由的制度，将极大地利于分工，因而利于经济发展，利于人类的发展。
在书中，作者几乎是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等人的宏观、微观经济学之分。经济学如物理学一样，并无微观与宏观之分，只有一种物理学，其定律、原理从一而终。
杨小凯先生的英年早逝，让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阻滞不前，这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非常值得一读再读。
下为引用：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并尤其关注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市场的功能则局限在决定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上。新古典的这种定义，丢弃了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因此，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定义，使之能同时涵盖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的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将关注倾注在稀缺资源的配置，有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
所谓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并且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研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社会上的两难冲突又如何由某种制度权衡折中，产生个别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
“自利行为”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假定。显然，自利行为同自私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一种自私行为往往会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利行为则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做出的谋求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决策行为。如果当事人因为行善而获得一种满足，增加一份效用，则自利行为可能是一种为他人谋利的无私行为。
不知道现在的经济学入门是否会把“人是自私的”这样的狭隘行为认知放在首位。杨小凯将“自私”更改成“自利”，使得这一假定更加合理。
经济学同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之间的差别与两难冲突的两个层次有关。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经济学则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且特别注重不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形成社会中的两难冲突。通过这种两难冲突的折中，形成任何个别决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差别，这是一个洞见。
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尽管作为古典经济学灵魂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是经济学真正的核心问题，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都无从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对经济效率并无影响。因此，同专业化和分工有关的交易次数及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市场化程度这些所谓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都没有什么经济意义。
以边际分析为基础建立的理论框架下，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及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引入分工理论：
（Allyn Young）杨格用3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所有这3个概念当然不同于规模的概念。杨格声称，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改进生产力的效果。后人称为杨格定理的命题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第二，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的演进所制约；第三，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论证道，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力决定，但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的水平。这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就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更为不幸的是，杨格英年早逝，他的关于分工的宏论也就失去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机会。
新兴古典经济学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
第二，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
第三，新兴古典的分析框架中，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基于角点解，而以内点解为基础的边际分析则不适用。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第一，市场容量随分工水平提高而扩大。
杨格认为市场容量不但由人口规模决定，而且由每人的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每个人的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由分工水平决定。也就是说，“分工是由分工的水平所决定的”。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同义反复，其实正反映了经济中的递增报酬现象和市场容量与分工水平是一个铜板的两个侧面，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
第二，劳动生产率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随着交易效率改进，分工的发展会通过节省重复学习费用而提高所有产品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
第三，内生比较利益随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第四，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及人与人之间依存度的发展。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分工的好处低于交易费用），社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每个人的生产结构都相同，比如所有的人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也就无所谓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当分工随着交易效率上升而发展时，不同的专业种类数上升，而且每一对不同专家之间，由于自给自足产品种类数的下降，共同的产品越来越少，即每对不同专家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这也从另一方面增进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新产品的出现
不少经济学家将新产品的出现视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技术进步有赖于商业化和市场的扩展，即分工的发展。如果没有分工扩展带来的市场扩大，不仅新技术得不到发明，即便被发明了，也不能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对于内生技术进步，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假定人们对技术开发的投资，即增加R ＆ D的投入，会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另一种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有赖于外部市场的发展，也有赖于技术活动中的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对R ＆ D的投入就能发展新技术。而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当然都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改进。
企业的出现
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自给自足是全部均衡。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分工是全部均衡。当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时，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而当用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比用来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低时，中间产品专家是企业的老板。反之，最终产品专家是老板。企业的非对称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可用来将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而剩余收益就是这类活动的间接价格。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它用企业家得到剩余权这一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将交易效率最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因此，企业家的剩余权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如果对企业家剩余权缺乏保护，就会造成管理知识的供不应求，使真正的企业家难以产生。
分工结构与不分工结构哪个产生的人均真实收入更高，完全由交易效率决定。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分工会发生演进。当专业化经济效果压倒机器种类经济效果时，则这种分工的演进会与新机器的出现和机器种类的增加同时发生。而当机器种类数的经济效果超过专业化经济效果时，则分工的演进并不会使新机器出现，机器种类数总是不变。若劳力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则企业制度和劳力市场会从分工中出现，反之分工不会由劳力市场和企业制度来组织。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由于工业品生产中的分工可以集中在城市以节省交易费用，所以城市工业品生产者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以及来自市场交易的收入会高于农村居民，但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居会保证真实收入在城乡之间实现均等化，这一过程称为分工演进过程中自然的过渡性二元经济结构。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分工不断朝完全专业化状况发展，这种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将会消失。
在分工及城市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居、人民的择业自由、自由价格以及私有财产制度都是加速经济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状况的条件。当交易效率持续地提高时，经济将发展到完全分工的状态。此时，二元结构将消失，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商业化程度，以及商业化的收入将趋于一致。但在改革前的中国，由于实行户籍制度、重要商品（尤其住房）配给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政府的职业分配制度，上述城乡真实收入均等化的条件并不存在。
城市结构
阻碍城市合理分层结构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严格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即使在改革开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后，户籍制度仍然严格地限制人口在正式部门之间的流动。
户籍制度之所以会在中国如此严格，是因为中国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城市成了一个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并造成了各种利益的扭曲。很多人担心，如果放开户口管制，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并冲击城市市民的生活。这其实不是一般均衡的观点。乡下人向城市自由移民会抬高城市地价，使住在城里的好处相当程度上被住房拥挤的负效应抵消，因此移民会停止而达到均衡。随着市场的日益发达，这种靠严格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弊端越来越大，并且实际上也难以起到限制人口流动的作用。
第二，政府在资本市场上实行垄断，且各行业没有进入自由，因为行业的自由进入不仅意味着需要自由资本市场的支持，而且要不受政府准入限制的影响。而这两个条件在目前的中国都不存在。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对国有企业开放，证券市场实行上市审批制，上市成为国有企业低成本募集资金的一种主要途径。此外，政府对批发商业的垄断，使外商和私人资本无法进入这些行业，政府通过职业分配制度对劳动市场的垄断及对设计组织和制度的垄断，使人们在社会分层金字塔的各层之间没有纵向移动的自由。
第三，在实行户口制度的同时，重要商品（如住房）的配给制、统购统销制使人们在分层结构中横向和纵向的自由进出受到限制，而处在这个分层结构最上层的计划官员却能通过对制度设计的垄断权，操纵分层结构的层次数及每层的人数，借以追求自己的私利。
而处在分层结构上层的城市居民，有可能与有权操纵分层结构层次数及各层人数的官员结盟，支持这种操纵，以追求个人利益、损害全社会利益。政府也知道这样会导致官员追求自己的私利，所以号召官员要清正廉洁，这种号召当然是苍白无力的。这种集中的垄断权导致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往往会借口维护社会治安和缓解交通、住房拥挤而将歧视农民和外地人的行为制度化，从而使对全社会最优的城市分层结构更难达到。
对于中国认知的帮助
准确地说，杨小凯的著作，由于其华人身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加深了对这个国家的认知。
自由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又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重要条件，一是择业自由，二是价格自由。
从资源配置到有效分工，其基础是：自由。
例如，在中国，同样是国有部门，但银行、电信等垄断经营部门收入就比其他部门高得多，很多人就都想找关系进入这些特殊部门就业。因此，要放开这些部门的自由经营，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对。
又如，中国电信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非国有资本无法对其形成竞争，尽管其技术和设备十分先进，但其价格却几倍甚至数十倍于美国。在面对进入WTO的问题上，国有电信部门就会积极跳出来反对。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竞争不过人家，而是因为他们的垄断利益将要被打破。
但应该看到，打破垄断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市场份额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个电信行业的效率，将“市场蛋糕”做大，这对国有电信也会带来长期的利益。因此，政府垄断一些行业，限制一些行业进入，但同时又放开自由定价，则有人就会从自利出发，限制本行业人数，使本部门收入不合理地上升。之所以说不合理，是因为这种操纵行业人数的行为会使有利的分工难以实现。
因此，这种通过操纵一个行业人数造成的收入不均是反效率的，消除它的办法不是增加收入累进税程度，而是进行配套改革，不但要放开自由定价，而且要废止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很多行业的准入限制，使各个行业都有充分的进入自由。
组织效率一般与生产力的变化有关，而资源分配效率则是给定生产力（或稀缺性）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中。更重要的是，组织效率与有效率的市场网络规模有关。
一个组织的效率与生产力变化有关，资源分配效率跟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折中（即所谓供需曲线）决定。
而组织效率跟市场网络规模相关，当市场网络规模越大，那么组织就必须越有效率（才能生存下去)。
新兴古典的模型证明，当与法律制度、交易条件有关的交易效率改进时，劳动分工的演进会产生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生产率的上升。
这一论点显而易见：经济发展总是发生在法律制度、交易条件（基础设施）改进时。如果政府只关注后者，而企业家、生产者们的劳动成果没有法律制度来保障，一切都是徒劳。
交易效率改进产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使农业人口减少或使工业人口增加，而是使既生产农产品又生产工业品的“自然人”转化为专业农民或专业工人。
为什么中国人智商仅次于犹太人，但却没有日本人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高？而且同样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时的收入很低，但去美国后，即使技能没什么改变，在餐馆打工也比在中国收入高。答案是个别人的技能和智商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远不如复杂的分工网络对生产力的贡献那么重要，而分工的发展不但能使个别人有限的能力加总后比个别人能力的简单加总大得多，而且其发展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当一个社会分工网络十分发达后，生产率就会有惊人的提高。此时，即使是在餐馆干简单的洗盘子的工作，也会由于全社会收入均等化而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下文对产业政策进行了“一次性嘲笑”。所有产业政策，都是对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虚妄揣测：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政府的谋士和知识分子，普遍持有一种重农业抑工商的观点，他们就没预见到工业比重上升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反而是那些执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国家，最早由“看不见的手”实现了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到的工业化转型。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对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轻下结论，而应该多钻研为什么看不见的手能在所有人都不理解它的功能时却能发挥其功能。例如，中国一直有人鼓吹产业政策，应该发展什么工业，抑制什么产业，这种观点与当年重农抑商观点一脉相承，都是自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这种思维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是不佳的主意。
如何看中国的改革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历次出现的“过热”或“过冷”现象，基本上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景气循环问题，因为中国的景气循环与改革循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混在一起。中国的经济周期在改革前是由政治周期引起的，不管是1959年的“大跃进”还是1962年的经济调整，都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的，并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周期又同所有改革中国家的改革周期有关。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喜欢照搬西方的所谓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增长快速时建议政府采用西方式的紧缩政策，而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增发国债和扩大货币发行量刺激经济。这种做法的后果往往是十分有害的。西方的所谓宏观经济学连西方的景气周期现象都解释不清楚，我们怎么能用它来解释有完全不同体制的中国经济现象呢？
中国的经济周期基本上都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的现象。改革开放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改革开放后，这部分经济成分迅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同时，国有企业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由于国有企业没有真老板，也没有科尔奈所说的硬预算约束，一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每当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投资和集团消费的计划控制时，国有企业的投资和集团性消费就一哄而上，热衷于上新项目、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生产大量的存货、修建楼堂馆所、公款买小汽车、修建超标准住房、发奖金，等等。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和消费当然会带动经济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非常低效益和粗放型的，总是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即所谓“一放就乱”。
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决心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一乱，当然就得收，所以政府接着就来个“急刹车”，进行大量的“清理”、“整顿”，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等等，好的坏的都一棍子打死。“一乱就收”的结果是经济“一收就死”。经济增长一停滞，政府接着就“一死就放”，国有企业就又故伎重演，如此循环不已，形成所谓的改革周期。
但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景气循环”的模式似乎突然不灵了。由于净出口突然下降，中国经济长期积累而又被掩盖的内在矛盾一下暴露出来，经济陷入了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泥潭。于是，政府听从一些专家的意见实施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发了几千亿元的国债投资基础设施，银行利息一降再降，但无奈，经济却总是迟迟不见起色，在如此大力度的宏观调控下竟见不到什么积极的反应。其实问题仍然出在国有企业和政府身上。过去政府对经济一启就热，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多是将银行贷款拿去生产存货和攀比着上新项目，现在有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政府担心国有银行的债务会恶化而形成金融危机，所以对国有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实行严格控制，同时严令银行不准随意贷款。国有企业在进行扩张性固定资产投资的路被堵死的情况下，对市场需求又不敏感，不知道根据市场选择项目，很多就只能停产或半停产甚至关闭。
那么，非国有经济为什么投资也上不去呢？原因无外乎如下几点：第一，很多非国有企业本身就是靠为国有企业提供中间产品或服务而生存的，国有企业不景气，非国有企业当然也受连累，分工水平就下降。第二，大量的市场有待进一步地开放。如金融、新闻出版、电信、邮政、高速公路、铁路、医药、教育等等，民间资本“有钱不让投”，分工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同时，由于企业缺少自由资本市场和相应的融资渠道，民营企业“有项目无钱投”。第三，经过30多年的改革，现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潜力越来越小，交易效率的提高受限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要使经济增长进入起飞阶段，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同时，国有银行在中央严令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压之下，又开始由过去的随意贷款转向“惜贷”。这样，银行再降息或者再增发货币，钱都没有流向实质经济，当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可见，通货紧缩更多的是上述病因下的一个症状，而不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因此，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采用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来使经济走出低谷并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当然就难以收到预期的好效果。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已为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基础。现在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将改革全面向纵深处推进。可以预料，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后，景气周期的长短和幅度将会出现以下特点。第一，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会使与西方类似的景气循环变得愈来愈明显。这种趋势是加强经济周期的幅度。第二，中国已于1990年左右进入起飞期，由于中国市场广大，劳动分工演进和商业化潜力巨大，模仿港、台地区的工业化模式的潜力也大，所以大约会有20—3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种起飞的动能可以大大削弱景气循环的幅度，使之变得不明显。第三，私人企业发展的进度对改革周期会有决定性影响。
分工演进（个人发展）
新兴古典关于组织试验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任何新生意都是创造新的专业或新的分工结构。如果新生意是生产目前由人们自给自足的服务，则其成功的机会由下述3种因素所决定，即人们对此服务的相对嗜好、生产此种服务时专业化提高生产力及加速累积知识的潜力，以及此种服务的相对交易效率。
这3种因素中，以第二种最为重要，因为嗜好一般相对固定，而专业化加速累积知识的潜力却是难以预计而必须通过加深分工的组织试验才能看到的。第三种因素（交易效率）由于有专门从事交易的可能性以及用复杂的剩余权结构节省交易费用的可能，所以也是生意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生意本身如果是种专业交易活动（例如超级市场、汽车的生产），则交易效率的提高与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交互正面影响（正反馈），将会造成业务的蓬勃发展。
第二，在有专业化加速学习速度的效果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
一个天资不高的人，一旦通过广告或自我推销成功而进入某个专业，则专业生产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和效率。这反过来又扩大了他的市场，使他有机会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人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有人将这种良性循环过程称为“自我发现”，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创造”过程，而不是发现先天就存在的自我。很多人说个人事业成功的过程是自我发现的过程，但按此章的模型，个人事业的成功依赖于他是否知道有关最优专业方向、最优分工水平的信息，而这信息又依赖于他是否试验过某种专业模式。因此，自我设计比自我发现更贴切地描述了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但由于信息和组织决策的互相依赖，事业的成功有赖于组织试验，而组织试验的成败又是碰运气和有风险的事。认识到事业成败与组织试验的关系及组织试验的性质，则敢于承担试验的风险及碰运气的态度，可能比要有十足把握才选择某一专业的态度更可取。
第三，由于市场中可能的各种均衡分工模式之间是不连续的，所以边际分析并不能为成功的生意指示方向，而冒险的组织试验是获取信息的必要手段。
第四，正因为组织试验是人们获取经济信息所必需，而可能的角点解之间的组合形成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会无穷多，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组织试验。因此，人们的组织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所谓的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那种尽可能试验不同的组织，在充分多的试验中靠碰运气发财的态度，比预先算计清楚稳操胜券的态度更可取。
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
世界上成功的殖民地，大多是英国普通法治下的地方，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而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治下的前法国殖民地，一般都比不上前者。这是因为普通法不是政府有意立的法，而是由法官、控辩双方和陪审团互动产生案例，分散地自发形成法律。早期英国的习惯法发展到后来的衡平法，规定了新创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规则，所以有一种自发形成制度的制度。只有普通法力所不及时，成文法才被考虑。这有点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只管市场管不了的事的特点。
“改革往往以违法为特点”
由于中国内地与台湾一样，同属大陆成文法系统，所以自发的制度改革并不能像普通法系下那么顺畅，改革往往以违法为特点，使制度的连续性和权威性同改革难以两全其美。
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是由政府提供人们自由试验各种经济组织结构的条件，让私人企业来自发地做各种不同的组织试验。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关键不在于它无法模拟市场，而在于它无法促进自发的经济组织试验，社会不能通过自由的组织试验尽快获得有关高效率组织的信息。
对于投资的建议 ：
投资能不能提高生产力，取决于均衡的分工水平是高还是低，而均衡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的高低则主要同制度环境有关。
对于大萧条的解释
1930年前，美国的分工已发展到很高水平，由于继续演进到更高水平还需时间，当时的均衡分工水平已无演进潜力，所以分工演进所需投资为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消失，利息率突然崩溃，从而引发金融和银行危机。由于当时分工水平相当高，使各行业对专业银行业有极高的依赖性，或者说，全社会分工可靠性由于分工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银行业的瘫痪造成全社会分工协调的失灵，使交易效率突然下降，也使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进一步减少，从而造成1930年的大萧条。避免大萧条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而是在银行专业增加“备用元件”，以“并联耦合”来增加每个专业的可靠性。这就是美国后来发展的联邦储备银行和银行最低准备金等制度。
用新兴古典投资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在某些情况下不如发展中国家高。
发达国家分工演进的潜力已快耗尽，而发展中国家分工水平低，很多新专业有待创立。而发展分工和创业就需要投资，所以投资回报率会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