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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教授,当你在谈论贫困时,你是在胡扯吗?

李小云先生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授,在学校授的是“高级发展学”的课程,也是“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

在他意图解释“贫困的元问题”、提出“扶贫的元方案”时,从论据到结论,都像是引经据典级别的胡扯。

一个引经据典级别的胡扯

近段时间,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教授在南都基金会发起的《南都观察》中发表了一篇极其拗口、晦涩的讨论贫困以及如何扶贫的文章,叫《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该文章引经据典,还用了诸多从英语中翻译过来的从句(因此而拗口难懂),企图从根源上发问:贫困到底是为什么?扶贫的元方案是什么?

其结论当然是荒诞至极的。

在中国的农村发展界,李教授可以称得上一言九鼎,他还受聘于世界银行、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重级别机构、组织。相应地,他也被广大的民间发展工作者(NGO从业者为主)所推崇。

然而李教授这篇引经据典的文章却不管从论据和论点上都让人大跌眼镜,不堪一击。李教授简单地把贫困的元凶(元问题)归结为人性使然,然后把扶贫的元方案(终极解决方案)归结为“让落后的人群拥有现代性思维”等等。

这完全像一个引经据典级别的胡扯。

到底是谁薄情无义

一开始,李教授从非洲的部落讲起,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到新教改革,谈论启蒙主义,谈论新教如何打破神权和特权。

这几段文字非常的绕。大体意思是说,原来部落里的平均主义,还能抑制贫困、不平等(其实更多是不均等)的状况发生。在新教的改革之后,带来了启蒙主义,打破了轻商的思想,带来了现代性。这就为接下来的李教授论述贫困铺垫好:因为大家都不再轻商,于是有人就富起来,有人就穷下去。

在找出贫困的根源之前,李小云教授还黑了一把中国的富人们:

……新教徒又不断告诉每个人一定要节俭,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是上帝派来的财富的守护者,而不是拥有者。现代西方社会通过宗教形成了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意识形态,它超越了原始集体性的生存性质伦理。

……

中国人总是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社会有那么多人捐款。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没有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人会想,我有了钱以后我会好好地玩,全世界跑,可能发现别的都没意思的时候才会去做慈善。

在这里,若朝廷要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挖掘所谓的乐善好施的传统,我觉得不用等到明天,就会有一批人给李教授十个答案。这个国家现在之所以没有这样的文化,大概是因为没有值得信任的制度环境,比如企业行善会减多少税;基金会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个人捐助,是否有信得过的机构,信得过的监督措施,等等。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值得信任的制度化环境,就不要谈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意识。在制度驱动的国度,你不能辩驳说这国度里的人薄情无义。

贫困的元凶就是人性?

当然了,下面的才是李教授如此费力论述的重点。请看大屏幕:贫困的根源找到了!

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可能就是:生存性竞争导致的基于物质获取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而产生的耻辱,社会化的道德出现;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里也提到现代性伦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一文化条件下,个人之间的福利差异可能更多地出于“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文化条件下,可能更多地出于现代性伦理的差异。

这个贫困的元问题,翻译成人话来看就是:在你争我夺得社会环境中,人性使然,出现拜金主义(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而产生的耻辱)和阶级固化(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这都是正常的(不同文化条件下,可能更多地出于现代性伦理的差异)。

归根结底地说,贫困的元凶就是:人性。引申开来,所以那些少数族裔们、穷人们就是活该了。这才是李教授宏论的核心所在。

在这里不难看出李教授为之辩护的价值观是什么:人穷不能怨恨国家、社会。

所以先撇开社会和国家的道义不谈,李教授请回答,这个社会是否为穷人们提供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再往下谈论开去,恐怕就是李教授避之不及的“个人权利”问题了。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当他们的个人正当权利不能被认可和捍卫的时候,他们的财富和奋斗终归不过是空谈。因为你不知道,你家什么时候会被拆除啊。

此外,上面扯了一堆中国不是新教国家,然后忽然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论证“中国的问题”,那实在是荒谬。

扶贫的灵丹妙药就是现代性?

在找到了“贫困的元凶”之后,当然是要给出“扶贫的元方案”了。李教授写道:

那么什么是扶贫的元方案?刚才我提到,我们的扶贫出现了话语和行动的一种逻辑混乱。我们需要基于贫困的元问题,提出相应的元方案,这就构成一个隐喻,也就是现代国家的伦理和道德——集体性生存伦理的维护和对现代性过度扩张的控制以及协助落后于现代化的群体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扶贫的哲学含义)。

所以,李小云的眼里,扶贫的元方案就是:

  • 集体性生存伦理的维护;
  • 现代性过度扩张的控制;
  • 协助落后于现代化人群把握现代性伦理。

这三个核心意味着什么?穷人们要守护集体主义,过集体主义的生活;国家要控制现代性过度扩张(语焉不详,不知道是什么);落后的族裔、人群要掌握现代性伦理,就是(让马云)打破他们的穷人思维。

在这些咬文嚼字的背后,你可以感受到李教授真理在握的气场。他继续论述:

扶贫的元方案,就是把现代性扩张到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特别贫困的地方,他们可能自己觉得每天喝喝酒、做做工挺好的,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过得不好,孩子没上学,生了病没医疗,猪圈和居住空间交叠在一起臭烘烘的,一定要改变。这些人没有我们这些概念,处于低物质均衡的阶段,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逻辑。但是我们要打破他们,就像马云说要打破穷人的思维。

……

我们在非洲做研究,发现非洲从殖民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现代性缺失的问题。

这里可以看到李教授充满着那种掌握现代性的高高在上:你们生活在猪圈,怎么还觉得那是好生活?

然而,作为发展工作者的基本常识,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扩张什么鸟现代性,而是应该让这些族裔们参与进来,学会分析,比如这样的生活条件是不是对身体有害,大家是不是值得过上更好的生活?没有人是傻逼,谁不向往更好的生活?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足够的知识来判断当下的生活而已。

不需要你们这样的沙文主义者来普及常识。

然后,在下一段,李教授把中国的扶贫和非洲的殖民主义进行类比,说明现代性的缺失。这总让人感觉哪里不太对。

一记十年后的耳光

纵观李教授全文,其所称的现代性伦理,不外就是市场竞争的你争我夺,让大家拥抱世俗化生活。

然而,当现代性无可阻挡地带给都市人群以虚无、惘然的时候,鸡汤开始滥觞,人们以一种挣脱的态势转向《冈仁波齐》,尽管只是一个周末、几个小时。

而在人类学家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中记载,凉山州的一部分彝族同胞在靠近、拥抱现代性之后,开始吸毒,开始爱上那种虚无缥缈的快感,最后走上感染艾滋的不归之路。

如果说现代性就是李教授认为扶贫的灵丹妙药,那不如说只是一块人类生活的狗皮膏药:号称包治百病,实则百无一用。

在李教授使用了启蒙主义作为论据,却忘记了启蒙主义带来了现代性(人要活得像现代人),也鼓励人要挣脱神权和特权。同时,也忘记了现代性伦理中还含有普遍参与这个涉及到个人权利的涵义。也就是说,彻底忘记了“人的权利”

十年前曾写过《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途径》一书的“发展主义者”李小云教授,十年后却在集体主义、现代性伦理那里找到了扶贫的“灵丹妙药”。

我由衷地赞叹李小云教授的勇气,他用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姿势,给自己一个耳光。

 

后记:

作为曾经的“发展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李小云教授的文章的时候,感到非常不舒服。那种用晦涩、拗口包装的荒诞思想,不知道是怎么就被奉为圭臬的。

在此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丹巴(霍尔登达)。写本文时,得益于他的解读,他是个牛逼的人。也感谢我那个二流母校(相比中国农业大学来说)的发展学老师们,他们的学识并不比李小云差。

附:《李小云: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点击标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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